红薯，草本植物，茎细长，块根可食用，而且产量高。据讲，红薯原产美洲，明朝万历年间通过多条路径传入中国。
红薯也叫“白薯”“甘薯”“番薯”“山芋”“地瓜”等，徐州人大都称红薯叫“红芋”“白芋”。
如今的餐桌上，除大鱼大肉外，每天吃的都是精米细粮，偶尔上几块蒸熟的红薯，都把它当成养生益寿的食品，家人们都抢着吃。可又有多少人记得，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供应粮食中，还掺有红薯和红薯干，以此来填饱肚子。那时候，家里只要有吃的东西，无论好坏，都像宝贝一样珍视。
那些年，徐州市设立许多粮店，专门计划供应市民米面油。1955年开始用粮票，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时，使用计划粮本，七十年代使用米票、面票、杂粮票。每到秋冬乃至春季，粮店院内堆放着大大小小的红薯，先用粮本、后用计划票，一斤米票或面票可换购五斤鲜红薯或一斤红薯干。当时政府对市民按计划供应粮食，每月每人家庭妇女27.5斤，中学生34斤，工人是按工种确定粮食计划，一般30斤，壮劳力38斤，搬运工、装卸工45斤。当时饭桌上没有什么油水，猪肉也按计划供应，每月每人3两，米面不够吃，只有换购红薯来填充肚子。
做红薯饭时，红薯一般不用在案板上切，我母亲把洗净的红薯放在左手心上，右手拿着刀，利用巧劲，把红薯轻轻劈开，劈开时还发出清脆的响声。然后把红薯块放入锅里，撒上淘净的大米，再加上适量的水，经过熬煮后就成了红薯饭，全家人每天都要吃红薯饭或红薯干子饭。每次买来的红薯干子面也可以做成“闺打”，也可以蒸窝头吃，黑黑的硬硬的，跟煮好的猪肝一样，但吃起来甜丝丝的。
此外，秋季里我经常利用星期天跟着哥姐或邻居到附近农村捞红薯，所谓“捞红薯”，就是在被刨过的红薯的田垄里用爪钩子再刨一遍，捡些剩下的或小块的红薯，每次去都有收获，用布口袋装上，扛回来不少。有时还顺便摘些红薯叶子或叶茎，用来和面或炒着吃。
1960年至1963年，我在徐州五中读初中，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学校大食堂也天天是红薯饭，但红薯是蒸熟的。我亲眼看到，炊事员把成筐成筐的红薯倒入一个大水泥池里，然后灌满自来水浸泡。浸泡一段时间后，炊事员就用竹枝做成的扫帚在红薯堆上用力地扫来扫去，把红薯翻滚后再扫来扫去，然后把红薯摆放在一层层的笼屉里。午饭或晚饭，几个同学合领一盆热红薯，女同学还剥皮吃，我们男生连皮一块块大口吃下去了。
1963年至1966年，我在徐州一中读高中，学校每年夏秋季都组织学生到近郊人民公社参加夏收夏种或秋收秋种。这期间有一年十月份，学校安排我们到铜山县汉王公社参加秋忙。我被分在汉沟大队，当时集中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吃饭则分散在农民家中。负责我吃饭的是一户姓刘的人家，一天三顿饭离不开红薯：有用玉米面掺和的红薯稀饭，有红薯叶子窝窝头，有红薯叶茎或红薯切成丝炒的菜。这里是丘陵地带，到处种的都是红薯，我们干的活也是刨红薯、收红薯、切红薯。遇到天晴的日子，我们就帮助社员把红薯刨成片或切成片，再直接撒在地里晾晒。那段时光，遍地都是白色的红薯片，待晒好后就成了便于存放的红薯干。红薯干可以煮饭吃，可以蒸着吃，也可以烤着吃。村庄傍晚的炊烟，混着的都是煮红薯的气味。
1970年至1973年，我下放到地处南通市如东县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二十一团（即掘港农场），连队每月发放粮票38斤。一般情况下，这些粮票还算够用，但每到冬季，营连就组织男知青上河工，因为天冷，劳动强度大大增加，这些计划粮就不够吃了。二十一团的农田或80亩或160亩一块，每一块农田都是由便于小船运输的河道隔开的，冬天就要清理或拓宽部分河道。上河工期间，每天上午10点左右，食堂炊事员就会挑着两大木桶来到河工工地，木桶里面装满了刚蒸好的红薯。掀开棉褥子，热气腾腾的红薯就呈现在我们面前。正是饿肚子的时候，大伙儿你二块我三块地把红薯抓在带着泥巴的手中，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繁重的农活，用红薯来补充青春成长所需要的能量。如东的红薯跟徐州的山地红薯不大一样，徐州蒸熟的红薯干面掉渣，有的像熟栗子似的，而这儿产的红薯水分大，蒸熟了拿不成个，吃起来稀溜溜的。管他呢，又不收饭票，先填饱肚子再说，还要接着干活呢。
现在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祖国在变强，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曾经的红薯饭，你可曾吃过？但愿我们不用再过那种艰苦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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